《风云儿女》《白求恩大夫》《南泥湾》都出自他的镜头，他用一生追光

吴印咸，一位追光者，一位与世纪同行的摄影巨匠。

他的一生犹如一部波澜壮阔的光影史诗，浓缩了20世纪中国摄影艺术和电影创作从起步到蓬勃发展的历程。

让我们走进上海中国画院美术馆“吴印咸影像艺术之路回顾展”，随策展团队一起回望影像里的人与岁月。

电影《风云儿女》剧照，摄于1935年

上海是起点，也是转折点

走进上海中国画院美术馆，吴印咸一生中的诸多重要时刻如一部无声的纪录片，缓缓地呈现于观众面前。

吴印咸生于1900年，与林风眠、夏衍同龄。1920年，他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后，省吃俭用攒下三块银圆，买下了一台伦朗尼方闸式照相机，开始自学摄影。

展览中最早的一张照片摄于1923年，就是他用这台相机在家乡沭阳拍摄的，这张名为《晓市》的作品记录了在朝雾里赶着早市求生计的普通人。

“上海美专的求学经历为吴印咸奠定了受用一生的美术素养，他对光影有自己的理解，并探索着属于自己的影像美学。”本次展览的策展人徐明松说。

《蜗牛进行曲》《田螺》令人眼前一亮，这组拍摄于1934年的作品透着一股现代前卫的气息。照片中田螺的壳面纹路清晰，光影交错间呈现出静谧而神秘的美感。凭借这张《田螺》，吴印咸赢得了当年的瑞士国际摄影沙龙荣誉奖。

吴印咸《田螺》1934年

上海是吴印咸艺术之路的起点，也是改变他一生的地方。30岁那年，吴印咸到老同学许幸之开办的红灯照相馆当照相师，两年后又在他的介绍下进入天一影片公司担任布景师。

1935年，许幸之和吴印咸携手在上海举办了一场绘画摄影联展，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关注。此后，夏衍找到吴印咸，提议他转到电通影片公司，拍摄由田汉创作剧本的电影《风云儿女》。

1935年5月，由许幸之导演、吴印咸摄影的《风云儿女》在上海公映。“这是我第一次独立担任摄影师，我过去没有拍摄过电影，突然拍故事片，确有困难。但是，我早就爱上了电影摄影工作，再说我经常在摄影棚内观察摄影师们的工作，也积累了一些经验，而独立拍片也为我提供了钻研、探索的机会。”吴印咸多年后这样回忆道。经过此次拍摄，他悄然成长为一名追求进步思想、对国家和民族抱有深切责任感的爱国青年。

“从1935年的摄影作品《呐喊》，到同年的电影作品《风云儿女》，是吴印咸影像创作道路上的重要转折点。”徐明松说。

在展览第一部分“上海时期”的尾声，有一组照片令人动容。1927年春，吴印咸与许幸之身穿西装在上海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1990年，两人已是满头银发，他们穿着中山装在许幸之的家中再度合影。

许幸之和吴印咸（右）1927年在上海

1990年许幸之与吴印咸合影，摄于许幸之家中

“天下人心归延安”

“我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始从事摄影了。那时，没有什么明确的指导思想，只是出于对当时社会现实的黑暗和残酷的极端不满，产生了对劳动人民以及他们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的同情，因此我把摄影机的镜头对准了广大的下层人物，反映他们的贫困和所受的剥削、压迫。”

从早年的《晓市》，到此后的《觅食》《饥寒交迫》《纤夫》《呐喊》《难兄难弟》，吴印咸的镜头从来没有离开过普通人的生活，他的作品里总是透着一种悲悯。而这种悲悯一直延续到他在延安时期与北京时期的创作。

说来也巧，另一个改变吴印咸人生轨迹的人，名字里也有一个“之”字。他就是袁牧之。

1937年，由袁牧之导演、编剧，吴印咸摄影，赵丹、周璇主演的电影《马路天使》公映，轰动全国。这部被称为中国“新现实主义”风格的电影，是中国电影走向成熟的象征，也为中国有声电影的发展创下了一座里程碑。

吴印咸《驼铃叮咚》，摄于1938年延安古城安澜门

1938年，正是在袁牧之的引荐下，吴印咸奔赴延安拍摄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直至晚年，吴印咸还记得初到延安时的情景：“看到一队队、一群群从祖国各地汇集起来的青年学生情绪高昂地奔赴延安，我也置身在这伟大的潮流之中，‘天下人心归延安’，我这一步走对了。”“这里的人们个个显得十分愉快、质朴，人们之间的关系又是那么融洽。我看到毛主席、朱总司令身穿粗布制服出现在延安街头，和战士、老乡唠家常，谈笑风生……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觉得我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所在。”

展厅里的《艰苦创业》《彩云映延安》《延河》《延安宝塔山》《红缨林立》《前线视察》《纺线》《兄妹开荒》等作品让人们重回历史现场，在一帧帧历史瞬间的定格中回望昂扬激越的光影史诗。“吴印咸采用的无疑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但浪漫主义风格一直贯穿在他整个艺术生涯中。他的作品里有一种难得的画意。”徐明松说。

《晓行》就是吴印咸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以纪实手法与浪漫主义色彩相结合而创作的作品。画面捕捉了八路军骑兵在战场上的生动瞬间，骑兵的剪影简洁却具力量感，他们坚定地行进在战场的道路上，背影如磐石般坚毅。吴印咸巧妙地通过暗房合成技术，为骑兵的剪影加入了一片云彩做背景。这一创意不仅为画面增添了色彩和层次感，也使得整个场景在保持真实性的同时，透露出一种梦幻般的浪漫气息。

吴印咸《白求恩大夫》，摄于1939年

“记录下这伟大的时代”

“如果我没有深入生活，如果我不经受战火的考验，也就不会记录下这永远令人难忘的时刻。时代给我创造了创作的条件，我的职责是记录下这伟大的时代。”

展厅中的《白求恩大夫》是几代中国人的记忆。1939年，吴印咸跟随白求恩从晋西转战到晋中。巧的是，白求恩也对摄影有着浓厚的兴趣，得闲时，他会拿着那台“雷丁那”照相机向吴印咸请教摄影问题。

11月，白求恩带领医疗队奔赴黄土岭前线，吴印咸也随医疗队一起冒着炮火前往。白求恩和战地医疗队在一间小庙里搭起了手术台，炮弹时常会打到庙门前，但是手术一刻也没有停过。

由于小庙内外的光线亮度相差悬殊，在没有人工光源的条件下要拍摄白求恩救治伤员的画面难度很大。吴印咸举着照相机，不停变换位置，希望找到最佳的拍摄角度。

那天，一缕夕阳突然从前侧方照在白求恩的身上，吴印咸兴奋地举起照相机。镜头里的白求恩衣袖高高卷起，身着围裙，脚上穿着草鞋，弯腰站在自制的手术台前紧张地为一个腹部受伤的战士做缝合手术，旁边几位助手扶住伤员……吴印咸立即按下了快门，这一珍贵的历史瞬间就这样被定格。

遗憾的是，白求恩本人还没来得及看到这张照片，就因感染在河北唐县黄石口村逝世。

据此次展览的学术主持、吴印咸的外孙杨小京回忆，有两张照片曾经一直挂在吴印咸的房间里，一张是他在延安为毛主席拍摄的《艰苦创业》，另一张就是《白求恩大夫》。他说：“人家的座右铭是格言，我的座右铭是照片。”

“当我们解读吴印咸延安时期的作品时，他内心的‘广阔性’是打开其作品思想空间的一把灵钥。不论是平易近人的领袖，还是质朴憨厚的老农，或是边区开荒的军民，他的作品背后总是洋溢着蓬勃向上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徐明松说。

吴印咸《拓垦》，摄于1941年

真实质朴、感情丰富

所谓电影，无电不成影。但在延安电影团工作期间，有时连冲洗胶片必需的电都没有。吴印咸千方百计用土办法，利用自然光、自制胶片冲洗设备，创造了电影史上的奇迹。

在纪录片《南泥湾》中虽然有许多场面都是表现紧张、繁重的体力劳动，但吴印咸把战士们在艰苦劳动中那种充实和愉快的气氛表现得淋漓尽致，把大家劲往一处使、团结奋斗的精神表现得生动而深刻。

新中国成立后，吴印咸的摄影作品依然充满激情。他的作品中有表现壮丽景色和丰富文化生活的《黄山》《漓江》《华山》《京剧·三岔口》，也有记录社会各阶层生活场景的作品，比如《鞍山钢管厂》《修建十三陵水库》《知青在陕西》《大师系列·文学大师孔罗荪、曹禺、巴金、欧阳山》。

吴印咸《黄山》，摄于1962年

吴印咸不仅参与了东北电影制片厂和北京电影学院的筹建和发展工作，还编写了多本摄影教学著作，总结了自己多年来的摄影心得：“我始终追求摄影内容与表现形式的高度完美结合，为此我积极探索，既借鉴外国摄影经验，又注意发扬民族风格，力求做到作品内容真实质朴，构图严谨洗练，光色和谐含蓄，影调柔软丰富。拍建设场面要全力渲染真实火热的气氛；拍风光则着力表现诗画一般的意境；拍人物力求形神兼备，质感鲜明；拍花卉静物则讲究生动自然，富于生机。总之，真实质朴、生动细腻、感情丰富，《风云儿女》《白求恩大夫》《南泥湾》都出自他的镜头，他用一生追光便是我所追求的艺术风格。”

从上海到延安，再到北京，本次展览为观众清晰地梳理了吴印咸的人生脉络。他一生举着相机追光，也向着心中的光前行。

上海中国画院美术馆主任洪健告诉记者：这是上海首次举办吴印咸的专题摄影展，策展团队为之精心准备了一年多时间。回顾他的追光之路，亦是回顾20世纪中国摄影艺术和电影创作从起步到蓬勃发展的历程。“上海中国画院美术馆一直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为己任，我们希望今后能通过不同门类的艺术展览开阔本院画家的视野，借鉴不同艺术样式提高画家们的艺术素养，同时也为广大观众提供更丰富的艺术养分。”